1988年，福建一位和尚向政府揭秘，死了7年的他原来是位革命功臣

与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僧人形象截然不同，他展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这位僧人不仅主动参与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投身于荒地开垦工作，还表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在阅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涉猎范围广泛，堪称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鲜为人知的是，钟循仁在青年时期曾身兼数职，不仅出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同时担任赣南省委书记与赣南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这些经历充分展现了他在革命时期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与重要角色。

这一转变令众多人士感到意外，由地方最高行政领导到剃度出家的身份转换，其间的跨越程度着实令人吃惊。从掌握一方政权的省委书记到遁入空门的僧人，这样的角色转变在许多人看来显得格外突兀。这种从世俗权力巅峰转向宗教修行的巨大反差，确实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由政治领域的高层领导到佛教修行者的身份转变，其间的跨度之大，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兴国模范县的“创造者”】

钟循仁出生于1905年，籍贯为江西省兴国县高兴乡高湖村。1929年，他正式投身革命事业，开启了其政治生涯。作为一位早期革命者，钟循仁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革命战争年代，钟循仁以其卓越的宣传才能而闻名。他不仅成功动员广大群众，还积极组建农民协会，在土地分配和债务抗争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这些突出贡献，他在投身革命事业后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三次调集重兵，对中央红军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围剿"战役。在这场持续九个月的军事对抗中，位于战略要冲的兴国县成为了双方展开激烈争夺的核心区域，既是国民党军队实施"围剿"的主要目标，也是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战场。

1931年2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行动。当时担任中共兴国县委工作巡视团团长的钟循仁清晰地认识到，要有效抵御敌人的军事行动，必须强化对县城群众革命斗争的指导工作。这一认识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当地民众的革命斗争能力。

钟循仁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成功唤醒了兴国县众多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行动，这些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选择投身武装斗争，用实际行动捍卫革命根据地。这一场景生动展现了革命年代人民群众与红军并肩作战的坚定决心。

在反"围剿"斗争中，高兴区作为主要战场，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遭受重创。然而，钟循仁在党的指挥下，沉着应对严峻形势，广泛动员群众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同时组建游击队与敌军展开周旋。通过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更为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战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成功击退第三次反"围剿"后，钟循仁按照组织部署调任县委，出任组织部部长一职。在此期间，其工作表现尤为突出，屡次获得时任县委书记贺昌的高度评价。这一任职经历不仅展现了钟循仁出色的工作能力，也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2年2月，随着贺昌调往中央任职，钟循仁随即接任县委书记一职。这一时期成为他工作最为紧张和忙碌的关键阶段。

钟循仁主要负责多项任务，涵盖农业生产推动、经济建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以及红军规模扩展等方面。在这些工作中，他在"扩红参军"这一领域展现出卓越的能力。

1932年9月，为激发各地群众加入红军的积极性，组织开展了"扩红比赛"活动。在钟循仁的领导下，兴国县表现尤为突出，仅用十天就成功招募1600余名红军战士，在全省位列榜首。在此后的多次竞赛中，该县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屡次获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兴国县凭借优异表现被授予中央苏区模范县称号，这一成就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高度认可。毛泽东主席在评价该县时特别指出："兴国县的成绩确实令人瞩目。"这一赞誉充分体现了兴国县在苏区建设中的突出贡献。

钟循仁是推动兴国成为模范县的关键人物。这一重要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他的卓越领导和有效治理。在他的管理下，兴国县实现了显著的发展，最终被确立为模范县。钟循仁的贡献在该县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工作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往何处？】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此次战役中，我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第五次反"围剿"行动最终未能取得胜利。鉴于当时的战略形势，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由此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征程。

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撤离后，中共赣南省委组建了一支名为"独立营"的部队。该部队的主要职责是实施阻击作战，以对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于都地区后，赣南省委经过形势分析，作出了与省苏维埃政府合并的决定。随后成立了"赣南工作团"，该组织由钟循仁出任团长，其核心职能是组织指挥赣南红军开展游击作战，以有效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

经过三十天的局势演变，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压力持续加剧。针对这一状况，红军第二十四师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这种应对方式旨在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斗争环境，使部队能够灵活机动地开展军事行动。

除中央分区机关的少数主要领导外，其余干部均被调派至地方任职。根据工作安排，钟循仁即将赴任的新岗位设在闽赣革命根据地。

《从于都到闽赣根据地》的征程充满艰险，沿途不仅要克服复杂多变的地形障碍，还必须警惕敌军设置的密集碉堡群。这段旅程既是对体能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战略判断能力的持续挑战。

在行军过程中，钟循仁率领着一个营的部队行进，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围剿和追击，这支队伍的兵力配置明显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敌方的军事压力。

当队伍抵达瑞金隘时，人员已大幅度缩减，钟循仁身旁仅余数十名战士随行。

危急时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率领一个连的兵力迅速抵达，成功将钟循仁安全护送至指定地点。这支救援部队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确保了重要人员的安全转移。在整个护送过程中，战士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最终圆满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

杨道明与钟循仁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救命情谊，命运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两人紧密相连。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出家为僧，共同走上了修行之路。这种缘分不仅体现了两人关系的特殊性，也展现了命运安排的不可思议。

1935年3月，闽赣地区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分局的电报。

闽赣省必须坚持自主斗争方针，即便需要持续十年乃至十五年。倘若形势不利，可考虑转移至闽南地区，与陶铸所领导的闽南特委实现会师。

这封电报的内容显示出其并未提出具体强制性要求，仅提供了总体指导方针。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闽赣省内部却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与政治部主任彭祜提出了与省委委员方志纯不同的主张。方志纯倾向于将工作重心向闽西或闽北地区转移，而宋清泉和彭祜则明确主张应当向闽中、闽南区域拓展。这一分歧体现了领导班子内部对根据地建设方向的不同考量。

钟循仁作为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闽赣军区政委，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困境。由于他刚调任闽赣地区，对当地具体情况尚未全面掌握，在决策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发言权，这使得他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和决定。

最终，钟循仁不得不接受宋清泉的建议。在此情况下，主力部队开始向闽中地区推进，在行军过程中持续开展游击作战。部队在前进的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军展开周旋。这种边行军边作战的方式，既保持了部队的机动性，又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整个过程中，部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钟循仁的这一选择最终成为了他人生中最为懊悔的抉择，事实证明宋清泉此人完全不具备可信度。这一判断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让钟循仁深感遗憾。

部队在紫山地区遭遇敌军包围，形势急转直下。宋清泉与彭祜率领630余名官兵突然叛变，致使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意外变故使得原本就十分危急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

在危急关头，钟循仁与杨道明等七名同志成功借助夜色掩护突围而出。尽管暂时脱离了生命威胁，但他们随即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隐姓埋名】

1935年5月8日，在宋清泉叛变投敌的情况下，钟循仁与杨道明等人虽然顺利突围，但随后陷入了去向何处的困境。他们需要立即做出决定，以应对当前复杂而危险的局势。

钟循仁与杨道明一致同意陈常青等五名士兵返乡的决定。五名战士中，陈常青及其同伴均表达了返回家乡的意愿，这一选择得到了两位领导人的充分认可。面对战士们的个人选择，钟循仁和杨道明均持支持态度，体现了对战士个人意愿的尊重。

钟杨二人并非不愿返家，实因归途受阻。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回家的可能性，使其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两人在兴国县均以共产党员身份享有盛名，其家属已被国民党势力控制，倘若返回故里，等同于主动陷入敌方陷阱。

尽管二人曾有意寻找党组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与组织失去联系已有数月之久。不仅无法与组织取得任何联系，就连中央分局的确切位置，他们也是一无所知。

此外，杨道明的身体状况使他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劳累，这一因素进一步缩小了两人能够活动的区域范围。

鉴于紫山地区存在安全隐患，叛徒极有可能引导敌军前来搜捕，钟循仁与杨道明不得不立即转移。他们首先在秋垄九座寺寻求庇护，随后为彻底规避风险，又远赴百里之外的闇亭寺剃度出家，以此作为避难的最终选择。

鉴于身份的特殊性，他们采取了更名换姓的方式隐匿行踪，同时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尽管如此，寻找党组织这一愿望始终深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从未消逝。

1943年，钟、杨二人终于迎来了与党组织建立联系的重要时刻。在闇亭寺，两位陌生访客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简短的交流，钟、杨迅速察觉到这两位访客的身份极有可能与共产党有关。这一发现让他们意识到，期待已久的组织联系终于成为现实。

午饭后，钟循仁与杨道明计划继续与这两位同志就组织联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他们从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事态发展未能如愿。由于紧急事务缠身，两位同志在午餐结束后便匆忙离开。这直接导致钟、杨二人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的计划彻底落空。

解放前夕，钟循仁无意间翻阅了一份国民党报纸，其中赫然刊登着"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已被击毙"的消息。面对这则报道，他的情绪瞬间跌至最低点。

自此时起，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放弃寻找党组织。这一决定源于他深感自己未能履行对党和人民的承诺，认为已无颜面对中央领导和家乡父老。这种自我认知促使他选择远离组织，以此作为对自己失责行为的反思与承担。

1981年4月，钟循仁在病重垂危之际，深感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杨道明吐露了这样一番话：

"我的病情已无治愈可能，真实身份始终未曾透露，死后仍需严格保密。切勿与家中联系，也不要向任何上级部门汇报此事，务必谨记！务必谨记！"

4月29日，钟循仁先生逝世，终年76岁。杨道明始终恪守钟循仁生前的嘱托，对其相关事宜严格保密，未曾向外界透露分毫。

随着年事渐高，杨道明逐渐意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若自己辞世，钟循仁的英勇事迹恐将永远湮没于历史长河。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深感保存这段历史记忆的紧迫性，认为其价值不容忽视。

1988年，杨道明主动向永泰县政府领导披露了钟循仁的相关经历，并在此过程中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长达53年未解的谜题终于有了答案，原闽赣省委两位高级干部的失踪真相得以揭示。这一历史悬案的谜底在此时被正式揭开。

1999年5月14日，杨道明先生在福建逝世，终年90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前来探望的女儿和女婿，他眼中含泪，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我深感愧对党组织，未能将闽赣省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在革命事业中，我的工作存在重大缺失，未能完成组织赋予的重要使命，对此我深感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期望，未能有效推动闽赣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与发展。这一失误不仅影响了革命工作的推进，更对党的整体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必须认真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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